葡萄酒的“酒腿”是什么？

来源: 财经网 进入专题： 经济失衡 。

再者，持续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依然无法出台，工资增涨制度缺失，想靠退税拉动内需消费也是一厢情愿。眼下分析家们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继续加大投资，二是政府退税。

先说投资，随着过去数年间国内在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大量上马各种产能，外加08年4万亿的推波助澜造就了今天有史以来国内最大规模的过剩和通缩状态。综上所述，2013年倘若多重QE量化宽松让美元狂泻，中国的困境难以避免。第一种方式看似可行，但全国巨额债务发行债券谁来买单呢？最后只能是银行。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这更大的危机在新年中更有可能是因为外部因素而引爆，本文分析2013年两个路径，均从外汇市场入手。

最关键的是，眼下是供应过剩而不是短缺，任何退税或者降息的方法都不管用，企业一堆存货烂在仓库中卖不动，政府减少资金使用成本又有何用呢？因此若要评估退税带来的正面效应，是建立在过剩问题被基本解决的前提上，然而眼下还遥遥无期。此时中国央行除了印钞挽救危局别无他法，然印钞只会加剧国内的滞涨问题造成国内今后的长期萧条。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构成了腐败的源头。减税的同时要大幅地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和冗员的工资支出。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缺乏共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创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在市场上有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新制度产生和它的演进过程事先都很难预料。

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新启动改革的希望，虽然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人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有了可能性。1978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在社会大乱和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人心思变，改革成为党内外的一致共识。过去十年的一个教训就是改革依赖部门制定案，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范围，增加部门掌握的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

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法律、政治和经济三个子委员会，分别负责这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能摸，现在又都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用计划思维搞改革，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也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除了涉及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和外汇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靠基层的试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国有控制的行业。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只增不减。

政府退出经济，就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要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党中央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权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

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强国兴邦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关于时间表，或许只能是有头无尾，比如宣布某项具体改革大概的开始时间，但不限定结束的日期。

城镇民营经济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事件所表明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如果不打压、不禁止就已经很好了。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事先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

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地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促进城镇化，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这些课题留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

权衡考虑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今天在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演讲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英文词翻译得不准，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变成了监管。

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为了减少监管，需要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每年收了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纳税人几乎完全不知情。路线图的重要性还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监管这个词不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化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

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予以肯定和推广。约定俗成，仍叫监管吧，监管改革的原则是，凡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地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促进城镇化，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政府退出经济，就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

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这些课题留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

路线图的重要性还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构成了腐败的源头。